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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[转载]柏克莱的张爱玲(转)  

2012-01-13 16:36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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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年,,后人只看流丽华采的笔下江湖,没有人想这26年她是怎么过来的?

 

如斯按:

    前几日无意中见到祝勇的非典型面孔,其中第一篇便与张爱玲有关,曰柏克莱的张爱玲。我们所关注的一般都是她出国前的一段岁月,以及胡兰成晚年风流自赏的回忆文字,而对于她在国外的生活,知之甚少。在诸多沸沸扬扬研究、解析、探秘张爱玲的文字中,这也许是最稀松平常的一篇,不足称道,然而却无意中触动了我。其中一处,说张胡定盟,婚书上写: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,结为夫妇,愿使岁月静好,现世安稳。有点像决心书,对纷乱的世道,同仇敌忾。事实上呢?还有一处,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7年后死去。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7年。要说明的是,这26年不是岁月静好、现世安稳的26年,读下文可知道她是如何漂泊、如何清贫。这些文字,使我感觉到了类似于异乡记般的恍惚,或许如文中所言,一个平常的老太太,毫不引人注意。

    张的文字,最好的是异乡记和小团圆,发端于一个事件,最后又归结于此,完美的一个弧线,绕开,渐远,然而终于回来。一般以为,把一生一刀剖开,前半生的既然故事已经讲完,后半生的故事自然可以辉煌开启,这大概是最愚蠢的想法。张爱玲确是逃了出去,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,默默无闻地生活,忍受着漂泊、清贫,以及孤独,联络的朋友大概三五人而已,且以书信居多。毕竟她在世界另一边,坚持、忍耐,平淡如水,生活了40年,直到在寓所死去。这也许就是故事的后半部分,如此索然无味,但却如此真切、真实、现实。但看小团圆,却能感受到平淡如水的生活思绪中隐匿这多么大的波澜,这也许才是真正的张爱玲。我如是妄言。

    又:最不喜书名号,觉得这个符号丑陋极了,近来一直不用。但转载文字中的符号依然如故。此文网络所见可能与书略有不同,网文题为我的同事张爱玲,书中名为柏克莱的张爱玲。我手头没有书,观者自辨。

 

 

柏克莱的张爱玲

祝勇

 

 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,我知道的不多。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。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,包括她的助手。

  在柏克莱大学,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。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。因为她的体形过于瘦小,在人群中,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。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·勃朗特。有一次,我坐在安德鲁(Andrew Jones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、张爱玲小说英文译者)的车上,饥肠辘辘,在黄昏的车流中,向旧金山一间小啤酒馆奋勇前进。我们谈起张爱玲。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小老太太说,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,她就跟她一样。一个平常的老太太,毫不引人注意。

  其次,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,刻意地躲开人群。据她的助手、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,张爱玲通常是在下午到办公室,等大家都下班了,她仍留在那里。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,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。她经常目不斜视,有时面朝着墙壁,有时朝地板。只闻悉悉窣窣一阵脚步声,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。(陈少聪:《与张爱玲擦肩而过》,《有一道河,从中间流过》,第203页,九歌出版社,台北,2006年版)

  当时的中国研究中心在校外办公,不在紧邻西门的现址。我在柏克莱市中心找到她当时的办公楼,是一座数十层的巧克力大厦,就在Bart车站边上,是这座朴素的小城最显赫的建筑之一。并且,据安德鲁介绍,它的显赫地位至少已经维持了二十年。我向陈少聪问询了张爱玲当年办公室的位置。中国中心早已搬到富尔顿街2223号(2223 Fulton Street),那里现在变成一座银行。人们进进出出,点钞机决定着每个人的幸福指数。一切迹象显示,这座大楼与张爱玲无关。

  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,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。外间是助手的,张爱玲在里间。所以,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,她们互相微笑一下,或者点头致意,这种最低限度的交往,是她们每天必须履行的程序。后来,她们连此也嫌麻烦。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,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。

 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,不去骚扰她的清静,但是,身为她的助理,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待。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,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,眯眼看着我,却又不像看见我,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。她不说话;我只好自说自话。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,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,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,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。(同上书,第204页)

  二

  1952年,张爱玲离开上海,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,准备从此进入香港。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。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,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、警岗把守。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,张爱玲和从中国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。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,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。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,心态悠闲。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,走到张爱玲身边,说:这些人!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,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罢。张爱玲转头看他,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,满脸孩子气。人们客气地笑了笑,包括张爱玲在内,没人采纳他的建议。她紧紧贴在栅栏上,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。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。(据司马新:《张爱玲与赖雅》,第68页,大地出版社,台北,1996年版)那条看不见的边界,从此把张爱玲的生命分为两截。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,在她身后,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。

  三

 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,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。即使在办公室,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。她把自己视作一件宝贝,秘不示人。她与外界的联系大多通过纸页进行,连电话都很少打。陈少聪说,每过几个星期,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,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,放在她的桌上,上面加小字条。为了体恤她的心意,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: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,我便索性避开一下,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,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,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来。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。”“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,我绝不进去打搅她。结果,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,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,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。(陈少聪:《与张爱玲擦肩而过》,《有一道河,从中间流过》,第204205页,九歌出版社,台北,2006年版)

  对于柏克莱来说,张爱玲既存在,又不存在。这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。现在,2006年秋天,在柏克莱,我可以找到她,又找不到她。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,完成她的研究工作,并撰写了论文。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。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,并得到印证。1971年,张的上司陈世骧去世,张爱玲参加他的葬礼,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。但她只呆了几分钟,就匆匆离去了。对于很多人而言,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,而不是身体。

 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。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,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,张爱玲不见,胡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。他已经很幸运了,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。近三十年后,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,张爱玲坚持不开门,后来几次打电话,张都不接,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,而字条,也终于没有来。

 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,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。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,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,至她辞世的二十多年间,举凡工作、搬家等重要事宜,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。即使如此,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。200611月,林文月先生在加州奥克兰她的山中别墅内,把庄信正刚刚在台湾《中国时报》上选发的这些书信拿给我看。分别以《清如水,明如镜的秋天》和《张爱玲与加大中国研究中心》为题,在200694日、5日,以及106日《中国时报》上发表。每次几乎发表一个整版,除原信外,还配有庄先生的笺注。同时还配发了这批信的手稿照片。据庄先生透露,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(onionskin),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,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。或许应该庆幸张爱玲的癖好,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,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,使我们得以想像和重温她的声音。

 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,并且因此而上瘾。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的居所的人,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: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,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,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。(水晶:《蝉——夜访张爱玲》,《替张爱玲补妆》,第14页,山东画报出版社,济南,2004年版)张女士的起居室内,有餐桌和椅子,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,惟独缺少一张书桌,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,实在不可思议。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?她回说这样方便些,有了书桌,反面显得过分正式,写不出东西来!……不过,她仍然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,西洋称之为‘night table’的小桌子,立在床头。她便在这张夜壶箱上,题写那本她赠送给我的英文书《怨女》。(水晶:《夜访张爱玲补遗》,同上书,第25页)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雪洞的比喻,有一种尖锐的肃杀感。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,在杜伦特街(Durant Avenue)上,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,望一眼她的窗。我没有前去叩门。窗亮着,但她不在。

 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。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,那陈设与家具简单,亦不见得很值钱,但竟是无价,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。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,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。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,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,越显得脸儿像月亮。三国时东京最繁华,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,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。(胡兰成:《民国女子》,《张爱胡说》,第122页,文汇出版社,上海,2003年版)

  这是胡兰成四十多年前的话。(195812月,定居日本的胡兰成在月刊新闻社出版《今生今世》。)像是说另一个人,也叫张爱玲。前世今生。前世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,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,不能是香港或者广州,当然,更与美国西海岸的某个遥不可及的城市无关。张爱玲自己也说:我不想出洋留学,住处我是喜欢上海。(同上, 第136页)在《公寓生活记趣》里,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: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。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,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,养蜂种菜,享点清福。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,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!(张爱玲:《公寓生活记趣》,《张爱玲绮语》,第53页,岳麓书社,1999年。)

 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。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,墙壁上一点斜阳,如梦如幻,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。 (胡兰成:《民国女子》,《张爱胡说》,第144页,文汇出版社,上海,2003年版)1944年,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,婚书上写: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,结为夫妇,愿使岁月静好,现世安稳。 有点像决心书,对纷乱的世道,同仇敌忾。这并不容易,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。夫妻本是同命鸟,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 (同上,第137页),说:那时你变姓名,可叫张牵,又或叫张招,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。(同上,第144页)

  后来胡兰成到温州躲起来,并迅速另觅新欢。张爱玲来了。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,想你就在着那里,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。 (同上,第149页)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。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,但她却从不具备实践经验,她的努力注定失败。第二天,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。数日后,胡兰成接到张从上海来信:那天船将开时,你回岸上去了,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,对着滔滔黄浪,伫立涕泣久之。(同上,第154页)

  六

  张爱玲来美国时一名不闻。全美国没人知道他。我对安德鲁说。坐在汽车后座上的维廉插嘴:我们同张爱玲一样。我疑惑地看他。他说:首先,因为我们在美国;第二,全美国没人知道我们。我们大笑。

  1955年秋天,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,乘克利夫兰总统号(President Cleveland),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。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。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。凭借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提供食宿,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。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候进行写作,以换取稿费。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,不过对此,张爱玲小说中已早有预言:人生是残酷的。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,怯怯的愿望,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。在此,她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、潦倒诗人赖雅(Ferdinand Reyher,18911969)。他们结婚,有了一个家,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。至少从表面上看,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,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。他们的差距一目了然:张爱玲36岁,赖雅已65岁;张爱玲理财精明,赖雅花钱如流水(他曾经资助过著名的布莱希特);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,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;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:都没有固定收入。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窗帘都成了奢望。但他们却始终相依为命,一直持续到1969年赖雅去世。赖雅瘫痪在床时,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。此时,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。

  她可能已忘记,就在十多年前,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:西洋人有一种阻隔,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,真是隔得叫人难受。 (胡兰成:《民国女子》,《张爱胡说》,第131页,文汇出版社,上海,2003年版)

  赖雅死后,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,那一年,她已49岁。

  七

  张爱玲坚持不与人交往。水晶送书给她,她退回来。张爱玲生病,陈少聪去探望,知道她不会开门,便揿了门铃,把配好的草药放在门外地上。几日后,陈少聪上班,发现自己书桌上有一个字条,是张的笔迹,压在一小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,字条写着:谢谢。胡兰成说:她是个人主义的,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,卢骚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,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,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,明净。 (胡兰成:《评张爱玲》,《张爱胡说》,第194页,文汇出版社,上海,2003年版)

  她在柏克莱的工作十分吃力。陈世骧认为她没有像她的前任夏济安和庄信正那样,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写法而是简短的片段形式 (见2006106日台湾《中国时报》),因此,她的论文始终难以发表。只有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极早地发现了张爱玲的才华,1961年,他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,其中,为张爱玲设一专论。他写道: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,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。仅以短篇小说而论,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(Katherine Mansfield)、安泡特(Katherine Anne Porter)、韦尔蒂(Eudora Welty)、麦克勒斯(Carson McCullers)之流相比,有些地方,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。《秧歌》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基本是本不朽之作。夏济安在台北的《文学杂志》上翻译了这段论文,上世纪60年代末期,张的小说才开始在台湾重获出版。

  八

  我晚于张爱玲37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,所以,我没有见到过她。如果早来37年,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。这样想着,心里安慰了不少。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她靠近。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,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。我的成果是显著的——首先,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,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(2025 Durant);进而,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,地址是布什街645号(645 Bush Street?),这令我大喜过望。很多当地人,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,对此一无所知,(安德鲁,这位柏克莱大学东语系的名教授,是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),所以,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,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。我们开车,呼啸着,从布什街上划过。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,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,就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,揿响门铃。他们身边的地上,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。女人是中国人,身材纤细;男人是白人,行动迟缓,老,而且胖。

  19594月,张爱玲和丈夫赖雅乘廉价的灰狗巴士(Greyhound Bus),自洛杉矶迁居至旧金山。先在鲍威尔街(Powell Street)一家小旅馆中落脚——我每次乘Bart从柏克莱去旧金山,都在这里下车——后在这里租到一间小公寓。他们在此住了很久,一直到迁居柏克莱。

 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,天已经开始黑下来。深秋季节,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,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。但是,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,我的心就踏实下来。对我来说,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,而是指向将近50年前的时光。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,让人想起三十年前的月亮,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。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,比眼前的月亮大、圆、白;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,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。(张爱玲:《金锁记》,见《上海两才女”——张爱玲、苏青小说精粹》,第79页,花城出版社,广州,1994年版)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,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。门是落地玻璃,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。门口有几级台阶,躲在门洞里,可以避雨。走廊里简洁、朴素、雅致,正像张爱玲希望的。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十年,然后,离开。

  九

 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6年后死去。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6年。那一年是1995年。我在上班的路上,读到这个消息。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。回忆起来,这则消息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。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,仅此而已。

  《倾城之恋》之后的张爱玲,过着怎样的日子,对我们,并不重要。

  后来我才知道,她在公寓里死后好几天,才被邻居发现。她死的时候,家徒四壁。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,一盏白炽灯泡,连灯罩都没有。没有书。包括她自己的书,以及她最喜欢的《红楼梦》。

 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,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。赵匡胤形容旭日:欲出不出光辣挞,千山万山如火发,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。(胡兰成:《民国女子》,《张爱胡说》,第127页,文汇出版社,上海,2003年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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