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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贤治:关于女人、娱乐及其他  

2012-11-19 10:15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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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佟佟女士说她在“旁观别人的命运”,的确,正如在本书所看到的,旁观给了她一种距离感,让她得以安静、细致地观察明星们的行为、感应,抽绎她们各自的人生哲学,并给予不同的赞美;但是,她做不到旁观者的彻底的冷静,而往往是有所介入,有所同情,有所激忿和抗议,表达了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立场。

林贤治:关于女人、娱乐及其他 - 黄佟佟 - 佟里个佟

林贤治 批评家,广州

 

 

    大约因为入世太早,世事多艰,加以略知一点诸如古罗马“面包加马戏”一类掌故,所以,凡报上有关娱乐的专栏和版面都会忽略不看。在一个读书会上,偶尔遇见黄佟佟女士,赠我一本她的新著,也写的娱乐圈人物,竟然看进去了。事后,曾写下一点随感寄出,算是答谢。不意她于日前送来一部书稿,说是想把前信代作序言,征求我的意见。盛情可感,只是那信简单得近乎敷衍,只好把稿子从头读了,再谈点阅读的印象。

    书稿仍然是关于女人和娱乐的,算是前书的续篇。这很使我感到为难,因为于这两者,实在没有研究,甚至连带一些常识都很缺乏。说来可笑,倘不是读了佟佟女士的书,许多据说是“巨星”级的人物,我便说不出名字来。

    关于女性,虽然读过几本女权运动的书,但是没有用,因为中国没有这东西;而多年来所谓的“半边天”的鼓吹,又多虚幻不实,惟有信从现实生活的教育,知道女性的生存远比男性艰难,尤其是底层的女性。我是乡下人,就说那里的女子,尚未长成就中断了学业,远赴城里打工,出卖力气甚至于肉体;年纪大的被称为“留守妇女”,既要从事耕种,又要照顾老人孩子,还要经受无人可以分担的精神折磨。前些年,似乎自杀问题颇引起海内外社会学家的关注。据介绍,中国的自杀率十年前已达十万分之二十三,相当于美国的两倍,是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。其中,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偏高,特别是年轻妇女。这在谢丽华主编的《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》中有详尽的展示。近几天,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,说是柳宗元在《捕蛇者说》中说到的出产“异蛇”的地方永州,有一个姓唐的母亲,因11岁幼女被迫卖淫,上访6年,被捕4次。说到底,也无非是因为身为底层女性,弱势而已。

    但有女明星说:做人难,做女人更难,做名女人难上加难。对此,我从来不以为然,但佟佟女士是认同此说的。

    立脚点不同,结论自然很两样。对于女性的生存,我着眼于起码的物质条件,而佟佟女士写的本来就是名女人,没有柴米油盐的烦扰,所以特别侧重精神层面。实际上,不同的社会角色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,像书中说的“明星的每一种生活都可以变成商品”,这种情形,换成一般的劳动妇女是无法想象的。所谓“商品”,不问而知是用于买卖的,如何可能保持自身的个性而获得物质之外的另一种独立?这也确实成了一个问题。佟佟女士说,“经济独立易,精神独立难”,说“最艰难的道路,其实是通向自己的道路”,都是对知识女性或明星而言的,但也不妨看作佟佟女士发自内心的喟叹。

    以相对主义的眼光看,女人之难,自是各有各的难处。由于佟佟女士不回避这种难处,这就使得本书同社会人生发生了关联,而有别于其他的大众娱乐的书籍。书中虽然沾带了一些“八卦”,但是有关人物命运的叙事,多少可以消解这样一些杂凑的碎片,免于陷入猥琐与无聊。命运是大主题,命运有力量使心存敬畏的作者怯于嬉玩。所谓“八卦”,大抵带有隐私性质,属于私人生活史。佟佟女士这部新作,不涉娱乐圈的内幕,无关“潜规则”,没有猎奇的成分,只取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普通材料为命运写真。日常性,使明星从舞台与银幕间走出,还原其本来的形象;星光熠熠,而不复遥不可及。

    不同的社会群体,地位确实很不一样;而在同一群体内部,生命又何尝相同。在佟佟女士指点的可以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,我们看到的就不只是光风霁月,有乍阴乍晴,有乌云密布,也有风雪交加。每个明星有每个明星的故事。佟佟女士把相关见闻和专职采访结合起来,既有冷眼的评述,也有率真的诉说,多视角地让读者领略人生的复杂面,直至惊悚于铅华洗尽的苍白和残酷来。

    这些女明星,无论飞扬,无论坠落,看似命运无常,实际上都恒定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掌握,那就是男权中心社会。男人是老板,是金主,这种绝对的支配地位在娱乐圈中似乎特别抢眼。在每个女明星的具体的际遇中,男人蒙覆着不同的脸谱,但是,在女性作为“第二性”的共同体里,男人却是同一个集团、系统、无所不在的天罗地网,构成可物质可精神的我们称之为“权威”的东西。苏联的大倒霉蛋布哈林称书记制为东方“父权制”,其实说的也是这个东西,只不过适用范围在政治方面罢了。佟佟女士的书中有一篇《侍妾制度在现代》,正说到要害处。侍妾制度虽然早已废除,而它的合法性,却整合到民族文化传统之中而被我们适意地接受了下来。它不只戕害女性,而且毒化整个社会,强化了固有的奴性。当然,佟佟女士在书中仅限于说女性;在明星故事的边上,她强调,女性的生活环境与200年前相比并无太大改观,依然是男性社会,依然是贫富悬殊,依然是三妻四妾———如果说现代女性有所进步,也只是“一小步”而已。

    佟佟女士说她在“旁观别人的命运”,的确,正如在本书所看到的,旁观给了她一种距离感,让她得以安静、细致地观察明星们的行为、感应,抽绎她们各自的人生哲学,并给予不同的赞美;但是,她做不到旁观者的彻底的冷静,而往往是有所介入,有所同情,有所激忿和抗议,表达了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立场。

    记得前信曾经提及两组相对应的词:“演员”与“艺人”,以及“作家”与“文人”。这两组词,似乎有着彼此不可化约的共同的成分在,这里涉及如何识辨、确定书写对象,以及作家自身的身份问题。我总觉得,“艺人”与“文人”身上有一种传统的、民间的并非纯正的味道。麦当娜,一个“大众的戏子”,但是她对世界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大事是介入的;表演之外,有着非常严肃的方面。杜拉斯,小说《情人》是大家熟知的,但是只要翻阅一下她的随笔,就又知道她对人类命运是何等关注。作家有宽广的视野与襟怀,格局非一般文人可比。就拿目下的娱乐明星的题材来说,采写者和被采写者都有着各自的局限;说到佟佟女士,以她的才能,本来可以获得更大的表现空间的。

    书中所收,都是专栏文章,或应报纸娱乐版面的邀约而作,所以要符合规范,要有一股娱乐味儿。传播学者波兹曼有一部著作,名为《娱乐至死》。按照他的说法,我们的时代是“娱乐至死”的时代,以笑声代替思考的时代,纯消费的时代,无主体的时代。科学家萨哈罗夫于1968年发表文章强调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时提到,在现代社会里,思想自由面临三种威胁,其中之一是“来自蓄意制造的通俗文化麻醉剂”。人类是需要娱乐的,奴隶也要笑,战士也要休息。我们没有要求人们终年苦着脸劳作到死的权利。但是,娱乐无疑也是有限度的。当人们“娱乐至死”时,解救之道,惟有非娱乐、反娱乐,给予抵制和批判仍然是必要的。对“八卦”,对日常性的无限关注,正如满足对娱乐的无尽欲望一样,都会让舒适感占领我们的意识,从而使我们对自身的实际境遇处于麻木无知的状态。面对演艺圈写作,如何可能在给予人们以娱悦的同时而不至流于逗乐?对于命运的永久性关注是一种免疫剂。观察、质疑、思考,对于娱乐来说都是异质性行为,只要保持这样一种娱乐着并警觉着的姿态,作为写作者,就不至于沦为迎合大众的庸人而有所作为,不必一定要做“刀客”。虽然,对于女刀客如苏菲亚秋瑾们,我一直怀有敬慕之情。

 

原载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

http://epaper.oeeee.com/C/html/2012-11/18/content_1755669.htm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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